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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纪念南师诞辰公益活动」第九天(3月13日)

2020-04-04 20:50上一篇 |下一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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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:夏后氏以松,殷人以柏,周人以栗。曰: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: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。

鲁哀公问社。什么叫社呢?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,有形的社稷坛,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,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。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,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,几十年来,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,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。相对的,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,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到别的国家,就要随他们的礼俗,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。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,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。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,当他到每一个地方,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,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。这点他实在很聪明。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,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,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,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。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。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,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。英国总督出门,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(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,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,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),总督立即停车,下来站在路边合十,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。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,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。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。

现在回到本文,哀公问宰予,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?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,殷朝栽的是柏树,周朝栽的是栗树(有如现在的国花,是国家的标志。)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,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,战战兢兢。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,报告见哀公的问答,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。就周朝而言,孔子觉得文王、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,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,但对前辈的圣人,不好意思多加批评,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,再说也没有用。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,既成事实,劝也劝不转来了,过去了何必追究呢?

孔子这番话,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,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,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?因为社稷坛种的树,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、国家精神的标志。宗教方面也不例外。基督教的十字架,佛教的莲花。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,有虎、有狮;印度人用的是飞禽;美国人用老鹰,也不太好;中国文化则用龙,龙是水、陆、空三栖的东西。对于文化的标志,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,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。过去有一位朋友,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。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,说起此事,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,否则我第一个反对。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,又名杜宇;也是鸟名,又名子规,又叫望帝。唐人的诗所谓:望帝春心托杜鹃,有一个神话故事,上古时蜀国亡,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,精魂不散,变成杜鹃鸟,昼夜啼哭,泪枯血出,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。这一些事,和《易经》的谶纬之学也有关系的。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,有时候关系很大,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,不能不注意,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。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了。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,必须注意这些事情,这也是学问。

子曰:管仲之器小哉!或曰:管仲俭乎?曰:管氏有三归,官事不摄,焉得俭!然则管仲知礼乎?曰: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

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,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,他曾经赞叹过,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,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。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,这话也是对的。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,但未能走入王道,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。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。但是有人就问,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?他的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,都够得上俭的。这里的俭字,正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,包括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提到俭字,再看看老子思想,老子说他有三宝:曰慈,曰俭,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老子再三提到俭,孔子也再三提到俭,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,上面谈到诸葛亮时,已经介绍过了。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,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。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,讲出来一两句话,扼要简单,解决了一切问题。既不沉着,话又多的人,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。

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,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,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。可是孔子的答复,从个人来说,以管仲有三归之堂,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。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,就是说他的宰相府,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,可见他还不够俭朴。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、节省,是皇帝中有名的,一件袍子,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。后来景帝、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,就是他打下的基础,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。所以管仲的生活,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。另外在公事上,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。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,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。只知因人设官,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,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,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,那他怎么算得俭呢?

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,要真正处理好公事,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,法令也不可繁琐,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,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。

在管仲的俭德上,孔子有所批驳之后,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。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,懂礼是很重要的,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。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,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。(讲到这里,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,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,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。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这四句话,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。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,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,改为尔俸尔禄民,脂民膏下民;易虐上天难,欺欺欺欺欺的笑话。)在中国的古礼,只有领导人、诸侯才可以有塞门,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,这就是不懂礼。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,有反坫之坛,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。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。就凭这两点,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,还有哪一个不懂礼?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,人人都懂礼了,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。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。

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。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,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,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。讲到这里,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,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。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,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。据朋友们说,目前在韩国,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《秦王破阵舞》,以及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古琴曲调,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,同时把诗、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。除了韩国,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。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,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。相反地,故作自我解嘲的说,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,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,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,满不在乎的丢,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。

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。他非常谦虚地说,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。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。音响开始的时候,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,轻轻地舒展,慢慢地发声。跟着下来,由小而大,但是很纯正。后来到了高一潮,激昂慷慨,或非常庄严肃穆,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,但还是余音缭绕,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。这便是成功的音乐。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,请教的态度,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。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,的确是问题很大,中不中、西不西;轻薄有余,温柔敦厚不足,实在可叹。不过一切文化,今日都处在古、今、中、外的巨流涌变之间,始终未定。旧的已经打倒,新的如何建立,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。

仪封人请见。曰:君子之至于斯也,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:二三子,何患于丧乎?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

仪是一个地名。古时的这个封字,是指的封疆。所谓封人,是管诸侯国界的人。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,是管土地、管地政的人。他来请见孔子之时,从字里行间看来,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。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,他说,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,到了我们这个地方,每个人我都见过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说,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,像我这样的人,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。他说了这番话以后,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,就安排了一个机会,让他去见孔子。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。他出来以后,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: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,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。天下乱了这么久,文化已将凋零,上天降生了孔子,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。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,你们不要担忧了。古代木做的铎,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,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罄一样。

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,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《八佾》篇中。画龙点睛,别有用意。

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。韶是舜乐,代表那个时代,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,他说很好,很美,也很善。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,真、善、美的价值都具备了。但武王时代的音乐,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,好是好,美是真美,可不能说它是至善。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,都有点遗憾的味道。

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,所以我说《论语》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,是完整的。《八佾》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。那么,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,就特别有韵味了,例如:

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,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,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,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,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,我们看中国历史上,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?所谓察察之明,为人太过精明,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,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,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: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,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,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,收复两京,迎唐明皇还都。郭子仪也因功封王。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。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,郭子仪的儿子说,公主有什么希罕,你父亲的天下,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,还有你公主当吗?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。公主气了,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。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,也吓坏了,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,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。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,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,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,要她先在宫里休息。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,不但不生气追究,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?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。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!他对郭子仪说,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,你去管他干嘛呢?不痴不聋,不做阿姑阿翁。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。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,下面部下就难为了。

前几天,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,他来看我,我告诉他一句话: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。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。什么叫深文刻法?就是根据条文,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,在鸡蛋里去挑骨头,真是要了命。虽然法律的条文,完全合于逻辑。但有时是不合道理、不合情理的,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,举个例子来说,法律规定,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,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,小偷可以告你伤害,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,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。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,搞法律的人,就怕深文刻法,都讲逻辑,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。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,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:公门里面好修行。否则的话,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、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。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,别人就省了气力,同时也消弭了怨气,这就是道德。所以居上要宽,要求别人过严,别人没这个本事;天下无全才,不必求之太严。如果要求过严,希望别人都是圣人、全才。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,而防他又如防土匪,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。这是不可以的,切记居上要宽。

为礼要敬,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,上面对下面的爱护,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都要敬,就是都要做到诚恳、真挚,不真诚没有用。天天行个礼很方便,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,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。同样的,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,也要有诚敬之心,假的关怀没有用。

临丧不哀,以前讲过,我们到殡仪馆吊丧,没有一点哀戚之意,毫不相关,何必去呢?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,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,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,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。

孔子提出来这三点,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,孔子讲这些话,都是开药方。当时有这种坏风气,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。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,就没有什么可看了,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。实际上我们看历史,每到衰乱的时候,都有这种情形,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!《八佾》这一篇,把前后对照起来,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,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。

首先谈第四篇的题目《里仁》。过去对里仁的一般解释,里就是乡里之里,也就是住的地方;照过去的传统,一般三家村学究们解释里仁的意思,就说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买房子,或租房子,应选择仁里。换句话说,要住到好人堆里去。如果真是这个意思,那么坏人堆里没人住了吗?而且哪一个地方才是好人堆?哪个地方是坏人堆呢?台北市有仁爱路!那么除了仁爱路,没地方可住了?所以三家村学究们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。

这个里字应该作为动词看,当然也指居住的地方。但是居住的地方,有处的意思。居、住、处在古文中,有时是表示站或坐在那里,是动词。我们读春秋战国时代著的书,经常看到居单独一个字。我国古代没方桌子,没有椅子。日本人的榻榻米,是我们中国去的,由秦、汉到魏,都还是席地而坐。魏晋以后才从西域传进椅子来。唐代以前我们还看到一句话据胡床而坐,胡床就是椅子的初形,从西域过来的。我们中国文化,许多名词有一胡字,如胡椒,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是外来的;不是胡就是蕃,蕃茄就是外国来的。后来又加上洋,如脚踏车是外国来的,四川人叫洋马儿,甚至如病名洋梅疮也是外国传来的。在明代以前,我国的医学书籍上,没有看过这种病,可见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,而且开始由广东方面上岸的,所以又称作广疮。

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,就了解居、里的意义就是自处,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。处世,处人,尤其是自处,都要有自处之道。再明白点讲,什么叫里仁呢?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、精神放在仁的境界。

现在讨论仁。说到仁字,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,头大的问题来了。上面三篇中,第一篇学而时习之,学的是什么?学的是仁。仁是什么?两千年以来,莫衷一是,这真是一个大问题。

最近,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,就谈这个仁字。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,问我的意见,我说无可奉告。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,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?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,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!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,全部《论语》的中心谈仁,仁是什么?过去有几种解释法。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,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,都会这样答复,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,这是孔子的意思。其实错了,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,也不是孟子说的。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、孟都没说过,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。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,而韩愈下的定义:博爱叫做仁。后世以讹传讹,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。这也是有问题的。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?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,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。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,韩愈的思想,并不都是孔、孟思想。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,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,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,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,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,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,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。后世不明真相,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。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。我们的态度要客观,真理只有一个。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,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,哲学家说它是本体,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,印度人叫佛,叫如来,中国人叫道。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。等于馒头与面包,名称不同,一样是用面做成,可以吃饱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,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其次,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,对仁的解释,漫无限制。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,都仁呀!仁呀!的大谈仁义之道。孔子讲仁,孟子讲义,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;仁义即孔孟,孔孟即仁义。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:仁义者,孔孟之说也,孔孟之说者,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。实际说了半天,如果以逻辑来批评,只有八个字:陈言颠倒,不知所云。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,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,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: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,越说越远了。所以汉唐以来,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,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,也是不知所云,越说越远了。那时的学者,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,有多达一百万字的,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,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!所以我常说,老子写了五千言,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,古今中外累积起来,有几千万字,到目前为止,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《老子》之多,如果老子知道了,会把大牙都笑掉。大家讲了半天,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?张先生讲的张老子,刘先生讲的刘老子。谁的老子才是老子?

到了宋代的理学家,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。孔子传心法与曾子,作了《大学》这篇书,曾子传心法与子思,子思写了《中庸》。子思传心法与孟子,孟子以后失传了。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。中间事隔千把年,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。其实他们把佛家、道家的东西挖了来,然后还要骂佛家、道家,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,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。其次,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:仁者核之心也。如核桃的仁、杏仁。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,认为万物的果实,都是陰陽两瓣,中间空心的,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。

宋儒另一个解释,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,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,他们这样一来,暴露了身份了,这完全是佛家的话,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,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。

汉唐之学讲仁,到底讲什么?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。宋儒讲的仁,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。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,也该说他们的好处,宋代及汉唐的儒家,各有所长,汉唐以来的儒家,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,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,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。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,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。

讲到体用,我们要顺便提一下,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,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、相、用。如这茶杯,玻璃为体,相就是它的形状,用就是它的功用,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。抽象的思想,也是一样。譬如我们现在讲的,以孔子的《论语》思想为体,相就是二十篇《论语》,我们来研究、解释。用是了解孔子以后,才知反对孔子错在何处,又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,其用就在此。

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,而孔子当时讲仁,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。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,从现象来探究体,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,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,闭户称王而已。

了解这些资料以后,再回转看这个仁。仁是什么?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: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,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?二人是两个人,就是人与人之间,有我就有你,有你我就有他。有你、我、他,就有社会。一个人没有问题,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、怎样相爱、怎样互助的问题,就是仁。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,这是文字上的解释。

第一,题目的里仁。自处于仁,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。自心是体,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。相就是人的行为,用则是发挥的作用。所谓自处就是自立,所谓处人就是立人。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,自立立人就是菩萨,这是梵文菩堤萨埵的译音,译成中文简称菩萨,等于中文的圣贤,名称不同而已。自处处人,就是仁的体用。

第二,本篇孔子就讲到吾道一以贯之,换句话说,就是体用一贯,有体有用。所以说仁只是行为,只讲用不讲体,不讲内心修养,也错了。如果像另一派的宋儒所说,仁就是在那里静坐,养性谈心为仁,不讲究用,不能救世救人,不能立己立人,也错了,应该体用一贯。

第三,在第七篇《述而》里有子曰: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。这也是他一贯的道理。但在《颜渊》篇中却提到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的彻底语。这些资料,我们要先了解,以后再研究这篇的本身,最后把结论沟通起来,大家就可以豁然贯通了。

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:孔子说,我们所住的乡里,要择仁人的乡里,四周邻居,都是仁人君子,就够美了。真不知道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人君子,对择不处仁,焉得知?他们解释说: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,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,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。如果真是如此,那么,我们大家都是笨蛋!对于这种解释,刚才批评过了,这是三家村的学究们的解释。

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,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,要以仁为标准,达到仁的境界,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。择不处仁,焉得知?的意思是我们学问、修养,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,不算是智慧的成就,这是第一原则。

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,不仁的人,不可以久处约,约不是订一个契约,约的意思和俭一样。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,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。所以人的学问修养,到了仁的境界,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;一箪食,一瓢饮,可以不改其乐,不失其节。换句话说,不能安处困境,也不能长处于乐境。没有真正修养的人,不但失意忘形,得意也会忘形。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,这就是没有仁,没有中心思想。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,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。安贫乐道与富贵不婬都是很不容易的事,所以说:知者利仁。如真有智慧、修养到达仁的境界,无论处于贫富之际,得意失意之间,就都会乐天知命,安之若素的。

所谓仁者安仁相当于仁的体,知者利仁相当于仁的用。我们研究孔子学说,他的主要精神是仁。对于仁的道理,我们最好不要拿自己的意见来作注解,要把有体有用的道理把握住。前面提到唐代韩愈拿自己的意见作了注解,说博爱之谓仁。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意见作注解,拿接近孔子的,或拿孔子本身的意见作注解。孔子对于仁的注解全部都在《里仁》这一篇中,本篇里都是谈仁;谈它的用,比谈它的体来得多,正如孔子在《易系传》中所说的:显诸仁,藏诸用。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,盛德大业至矣哉!

再其次,我们可以从《孟子》的资料中找到一些有关仁的界说,现在我们看《孟子》最后一篇《尽心》章的上章里所提到:君子所性,虽大行不加焉;虽穷居不损焉,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,仁、义、礼、智根于心。其生色也,睟然见于面,盎于背,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。这几句话,上面讲到根于心是讲体,以下是讲用,这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我们作学问的办法,最好以经注经,以他本身的学说,或者本人的思想来注解经典,是比较可靠的事。然后,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以后,再吐出来,就是你自己的学问。有些人作学问,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吃进去,即使吃进去,也消化不了,然后东拉西扯,拼凑一番,这方法是不能采用的。我们要真的吃下去,经过一番消化,再吐出来,才是真学问。正如雪峰禅师所谓:语语从胸襟中流出,盖天盖地。

这是仁的体用并讲。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,真能喜爱别人,也真能够讨厌别人。好就是爱好的好。恶字读去声,照现在的国语读法是读作第四声,就是厌恶的意思。我们读历史,有善善恶恶的话,上面的恶是厌恶,可恶的恶;下面是恶的本字,很坏的意思。过去的古文以及许多奏议中,有善善而不能用,恶恶而不能去的话,等于说喜欢这个有才干的部下,但又不能提拔他、奖励他;讨厌那个坏的部下,而又不能去掉他。

这里孔子说有仁的修养的人,是真能够爱人,也真能够讨厌人。但孔子的话,假如说到这里停住了,像宋儒一样把它圈断了,那么我们研究起来,对孔子思想的仁还是无法有清晰的认识。现在我们把下面一句:

与上面的话连接起来就懂了。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,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,好比一个大宗教的教主,对好人固然要去爱他,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、感化他,最好也使他进天堂,这样才算对。所以说一个真正有志于仁的人,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,对好的爱护他,对坏的也要怜悯他、慈悲他、感化他。

子曰: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。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

这是儒家仁的修养,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功夫。刚才我们提到《孟子尽心》篇,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,我们应该读读《孟子尽心》上下两篇,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。

孔子说,富与贵,每个人都喜欢,都希望有富贵功名,有前途,做事得意,有好的职位,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。相反的,贫与贱,是人人讨厌的,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,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。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,慢慢脱离贫贱,而不应该走歪路。接着他讲: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,就没有中心思想。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,如文学高的,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,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。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,就没有中心思想,既没有中心思想,靠什么成名呢?所以做学问的人,无终食之间违仁,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。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造就是创造、作为,次就是这个情况。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;倒楣的时候不颓丧,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,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。换句话说,得意的时候,要依仗仁而成功,失败了,也要依靠仁而安稳。

子曰:我未见好仁者,恶不仁者。好仁者,无以尚之,恶不仁者,其为仁矣,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,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?我未见力不足者,盖有之矣,我未之见也!

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,讨厌那个不仁的人,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。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,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,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。为什么呢?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,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,实在很难得;可是,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,看不起不仁的人,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。但有些人的看法,就不一样了,宋儒的解释,认为爱好道德的人,讨厌、看不起不道德的人,就是仁的境界。这样一来,宋代以后的儒家,意见纷争,越来越多。我们看《论语》的原文,并不是这样解释。因为接着下面就说: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,意思是说,一个仁者,看到一个不仁者,应该是同情他、怜悯他,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,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。我们讲道德,别人不讲道德,我们就非常讨厌他,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,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。所以孔子说: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,推己及人的写照。我觉得冷了,想到别人也怕冷,要别人快去加衣服;想到自己,就联想到别人。假如我自己仁,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,那我也是不仁。

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: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?这是他假设的话。他是说,仁是很难的修养,人本来有爱人之心。我们观察一个幼儿,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,后来渐渐长大了,心里的厌恶也越大,仁心就不能够发挥。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,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,用心、处世,完全合于仁道。假使有,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。只要立志,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。但是他又补充一句,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,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。

这篇从开头的一节,到这里为止,都是讲仁的体与用。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,如何做到仁、爱人;仁的用,有推己及人的精神,心胸宽大,包容万象,能够感化他人,这是仁的用。

孔子说人的毛病,各于其党。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。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,包括了朋友在内。儒家思想,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。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,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。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。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,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。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,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,而我们看得清楚,那么自己就要反省,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,假如有,就改过来,假如没有,就更加勉励。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,可以引发仁的修养。

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。前面曾提到过,在《述而》里头,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,他的根基则在于道。所谓: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。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?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。现在这个问题来了,我们前面稍微提过,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,都有几个意思。同样是个道字,用处不同,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,就是先有鸡、先有蛋的问题;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。老子说:道可道,非常道。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。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,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。非常道,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。就在这两句话中,三个同样的道字,意义都不同。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,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。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,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、原则、守则,如治道。又如《孙子兵法》说:兵者,诡道也。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,用兵是不厌其诈的,一切为了打胜仗,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,非常道,又完全是两回事。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,一条路叫作道。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,是心性的本体,也就是理性、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。

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,夕死可矣的道,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,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?无法定论,这个问题很大。在本篇里,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,到那时再来研究,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。如果在本篇来讲:道是仁之体,仁是道之用。所以他说,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,早晨得了道,晚上死了都合算,人生就是怕不闻道。

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,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、当神仙的道,而是儒家那个道,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。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,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,怕自己穿坏衣服,怕自己没有好的吃,换句话说,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,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。假使说以孔子思想来批评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,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此外,我们中国文化,不论儒、释、道哪一家,都要比西方文化中某些思想高明。这里暂时不去细加讨论。

孔子这句话是说,一个人的意志,会被物质环境引诱、转移的话,无法和他谈学问、谈道。

讲到仁的用世,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,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。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,作多大的官。虽然这样没有成见,也不是样样都可以。无莫也就是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?义之与比,义就是仁的用,只问应不应该做,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,不应该做就不做,以义作比对。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,也是一样的道理,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。

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。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,违反道德的事不干,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,只要有土地就干了。古时的土地,相当现代的财富。有钱就是好的,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、利益。君子怀刑,君子最怕的事,是自己违反德性,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。法律和门锁一样,防君子不防小人,小偷真正要偷,锁是没有办法的。法律也是一样,真要犯法的人,很多是精通法律的,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。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,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,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,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,只要有好处就干了。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:杀头的生意有人作,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。但说起来很容易,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,因此下面补充一句:

这个放,就是开展、放任。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,最后招来的是怨怼;对于朋友,若是以利害相交,要当心,这种利害的结合,不会有好结果,最后还是怨恨以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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